想說卻說不清, 是當代中國最大的無奈

曹錦清 原創 | 2019-11-05 14:39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文化 歷史 詞語 

 

  再造“語詞”

  ▍新語詞的出現

  近代的白話文運動,雖然是一場完成了文言向口語化轉化的運動,但同時也是中國語言西方語言化的運動。在這一運動中,大量的重要概念,經過日本語的轉化,形成了今日我們思維結構的組成部分:比如帝國、民族、民族國家、主權、政黨,等等。在此一類西方語詞中,最主流的,即是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類。自由主義要求按照人權、自由、法治、民主等基本理論范疇、概念認識中國和改造中國,馬列主義也同樣要求按照自身的概念來認識和改造中國。

  在這些政治性、規范性和分析性的概念背后,有著兩種勢力。第一種勢力是堅持西方的意義,堅持西方話語在漢語系統的解釋權和規范權;第二種勢力是中國經驗要求對這些概念的解釋權。

  第二種勢力對于前者的自信有深深的疑問:第一,這些導源于西方歷史和現有經驗概括出的語詞能否承擔起認識中國的功能?第二,如果連認識功能都不能實現,能否改造?

  ▍語詞的困境

  目前,中國正面臨著這樣一個不借助西方語詞便無法表達、但借助西方語詞又不能準確表達的困境,這可以說是我們當前的最根本的困境。

  這種語詞上的困難,可以從三個大的概念來說明。

  第一個概念是“政體”。西方自利瑪竇以來,一直面臨著用西方語詞表達中國“政體”的困境。利瑪竇在中國所看到的政體是西方人從來不知道的,但他又必須向西方人說明這個問題。于是,在《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利瑪竇根據亞里士多德的政體理論來描述了中國的政治制度。他先是說中國是君主政體——因為有皇帝,然后他否定了這一判定——因為中國還有士大夫,他又下了中國是個貴族政體的判斷;然而,中國的貴族是流動的,這也不符合貴族政體的定義——最后,他下了中國是“民主政體”的判斷,這種論斷一直延續著。到19世紀末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寫作《漢學菁華》時,他還把中國的選舉制度(即科舉)與西方的選舉制度相比較,認為美國的選舉是“票箱選舉”,這種選舉選出的大都是“蠱惑人心者”和有錢人,而中國的考試選舉,是真正民主的,能夠真正產生精英的治理階層。

  可以說,從利瑪竇以來,對中國是什么政體的問題,并沒有明確的判斷。近代以來,對于中國政體問題的討論,對于中國是君主專制政體、封建專制政體等等的討論,又重新泛起。“五四”前后,西方自由主義及進化論的敘述進入中國,關于政體的敘述又融入了從“專制到民主”的線性敘事。如果用西方的概念來認識中國,只能用“民主和專制”這一組概念來表達。那么,按照西方概念來說,選舉的就叫民主,不選舉的就是專制,中國沒有幾年一次選舉最高領導人或議員的制度,所以,中國就是專制的——但這種關于政體的表達肯定是有問題的。這些論述并不能確證中國到底是什么政體,也不能說明中國政體是如何從傳統到現代演變的。

  第二個概念是“社會”。從1927年到1934年,在中國有一場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爭論。國共兩黨的學者都在討論中國是什么性質的社會,論戰各方都采用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形態的基本概念:亞細亞的、奴隸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但用馬克思的史觀如何解釋中國?當時的爭論也是一塌糊涂,根本沒有答案。直到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1939)和《新民主主義論》(1940)中,以發展階段論的方式,對中國的社會性質下了一個政治性的描述,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這套歷史敘事為中國共產黨建立起了一個全新的史觀,這個史觀也為共產黨提供了信仰的基礎和行動的綱領。但在“文革”結束以后,這一敘述又基本被顛覆了。我基本上認為,正是這個歷史敘述框架的衰落,是中國學術界、思想界思想混亂的總根源。

  第三是“法治”的概念。如果按照西方的“法治”概念來把中國改造成一個西方意義上的法治國家,會怎么樣?美國是比較標準的法治國家,這意味著其法治資源在GDP 中占了很高的比重,全球最高。印度在理論上可以說是已被改造成法治國家,但是,2006年出版的《不顧諸神》提到,如果印度按現有的法治資源審判已經積累下來的案件,需用300年的時間。在轉型國家,如果所有的案件都訴諸于法律,這個成本高得無法承受。這就使得轉型國家必須退回到調解解決糾紛的方式,把大量的案件在法院外解決。同時,在中國的法治實踐中,我們也要分析我們過去的法治經驗是有效的還是無效的,應該給予正面判斷還是負面判斷。要知道13億人的大轉型引起的糾紛和沖突是驚人的。我相信,這個大轉型中糾紛和沖突不可能全部到法院里去解決。轉型國家處于老子說的“失道”狀態,老子說,“失道后有德,失德后有禮,失禮后有法,法令詞章,道德多有”。在沒有道德的國家要用法律來管理,成本會非常高。

  我只是用這三個案例說明用西方的大概念很難切中我們現在的問題,根據中國自身的經驗對一系列概念進行重新定義是必要的;用西方語詞討論中國問題的格局不改變,我們就很難認清中國的問題,中國的經驗就永遠模糊一片。

  但是,西高東低的格局,使得我們擯棄了傳統的語言,向西方語言、西方概念看齊。近代以來,西方一直是知識、概念和理論生產的中心,非西方國家都是消費者。中國的大部分大學、研究所,其實都是西方設在中國的分部,是西方理論、概念的分銷站。在這種格局下,我們很難避免用西方語詞討論中國問題的困境;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仍將生活在這種語詞和概念表達的困境之中。

  ▍語詞亟需再造

  看上去近三十年來對于中國的解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從主流來看,所發生的不過是馬克思主義的敘事淡出之后,自由主義的敘事上升。在總的趨向上,我們不過是大量地從自由主義、馬列主義的范疇內找一些概念來討論我們的問題,來規劃、解釋我們13億人如此復雜、如此快速而且居然還很平穩的轉型。靠這些概念很難解釋歷史,也很難認識清楚當下正在發生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幾個億的農民在整體上如此快地適應市場、適應貨幣、適應資本,這是整個人類歷史上從沒存在過的現象;我們用30年完成了西方用300年完成的市場化過程,在這個如此快速的過程中,我們整個民族的心理居然沒有發生重大的反抗,知識分子在總體上居然是如此擁抱市場,這也是在其他國家都不存在的。這些事實在中國經驗地發生了,必須給出合理的解釋;我們不能把中國紛繁的、豐富的歷史經驗,貶低到西方理論的注釋之中。無論我們自信也罷,不自信也罷,這是現在面臨的一大困境。

  思維就必須用語詞,必須注意到語詞是個大問題。西方的語詞雖然表面以分析性概念或論證性概念的形態存在,其實背后都隱藏著強烈的價值判斷。我們絕不能被完全套進去。這就意味著對這些概念本身的梳理非常重要。金觀濤梳理了一些,他想梳理出一些概念在中國是如何變化的,但還是遠遠不夠。對中國自身的經驗,我個人對其描述的時候仍感到猶豫不決。我們在概念的迷霧中很難走出——我自己也得用這些概念表達。問題提出來了,但遠沒有解決。

  因此,我們必須要認識到在所謂語詞、概念背后有兩種力量:一方面是西方的解釋,一方面是根據中國自身歷史經驗的解釋——這兩種勢力之間的較量,可以說貫穿了思想界的一百年的斗爭,也可以說是思想界“兩條路線的斗爭”。千萬不要低估這一斗爭。這些概念進來以后,不用這些概念我們無法思考,使用這些概念我們就胡亂思考。這是一百多年來的民族困境,我們如果不從這一根本的語詞問題中解放出來,所謂“文化自覺”云云,都是空話。

  也許,只有中華民族的現代化到了獲得民族自信的地步,我們才有可能擺脫這種狀況,我們才有可能用自身的經驗來解釋我們自身的問題,并通過對我們自身經驗的解釋,給予這些概念某種價值規范。這是中國后面二三十年要完成的轉變,現在的中國知識分子要為這一天做好充足的準備。我們現在已經取得一定的自信,但不夠;費孝通說“文化自覺”,不夠,文化自覺背后一定是民族自信,沒有民族自信,沒有中華民族的現代化,不可能有文化自覺。

個人簡介
曹錦清,1949年生,82年畢業于復旦大學哲學系,86年在華東師范大學獲碩士學位。曾任教于上海市城建學院,現為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著作有《現代西方人生哲學》、《平等論》、《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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