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及未來世界的知識分子

許倬云 原創 | 2019-09-12 13:19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焦點關注
關鍵字:知識分子 

  我一輩子做的事,就是讀書與教書,想在知識這個非常寬大的海洋里,開拓自己的境界,整理已知的知識。數十年來,我始終在知識這個領域里掙扎,假如說“知識分子”是個志業的話,我可說終身投入了這個志業。

  我藉今天這個機會,向各位同學及母校的師長們,反省我自己的想法。講題《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及未來世界的知識分子》看來很啰嗦,前半是談以中國為主的歷史,后半則是談未來的展望及其相關的難題。

  古代的知識分子:從“巫”到“士”

  什么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指的就是中國的“讀書人”,這種人不在具體的工具層面想問題,而是在原則與理論層面上想問題。

  在新石器時代,就有這種人出現了,他們的原型(archetype)是巫和覡。“巫”是男巫,“覡”是女巫,簡單說,都是通靈者。這些人除了打獵、捕漁、采集果實、種植莊稼外,也許由于有特別的稟賦與志愿,使他們會在觀察之中鉤玄提要,想到吃飽外的事情,甚至自己也認為是通靈者。在人類文明初起階段,世界各地區幾乎都可以發現這種人的存在。

  巫和覡這些人慢慢轉移分化,成為第一階段的知識分子。像中國的「祝、宗、卜、史」,即是掌管祭祀、占卜、記錄之人。祝、宗、卜、史,從巫、覡這個專業階層分化而來,他們可能是世俗性的,也可能是屬靈的。

  商代卜辭中的國王顧問──「貞人」,就有著卜和史的性質,他一方面替國王解釋占卜得來的答案,另一方面會對自然現象提出理論。商代的貞人們,既解釋人事,也解釋自然。他們用占卜的結果,集合許多應驗或不應驗的經驗,因而提升了智慧。

  《易經》里的卦辭,部份可能是源自卜辭,兼有歷史現象,如:“帝乙歸妹”,是說帝乙把他的妹妹嫁掉了;“小狐汔濟,濡其尾”,是說小狐貍過河,尾巴濕了。這是歷史事實,也是自然現象。

  我在《西周史》一書中,討論過周代“史”這個職務的各種各樣分工,包括:記錄員、歷史的編撰者、規勸政府……顯示周代單單從管文字記錄的“史”,已分化成更多的細項。

  這些從事“史”職務的人,從歷史往事與人事現象中,歸納出許多原則。這些原則,不是為了專業實際的工具性,而是為了提升智能的水平。他們從歷史中找到一些道理,找出哪些政治現象會引發哪些后果。

  “史”這些人在《左傳》中有史墨、史朝……等,他們已經遠遠超過專業的技術性工作,從知識中勾勒出許多智慧。這些提升知識到智能的人物,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批知識分子。

  我并不是說,古代史官都是這樣,能夠做到這部份的也不過就是少數幾個人。換言之,史官也罷,占卜之人也罷,都會從實際現象中鉤玄提要,把問題提升到一般的通則,做為大家思考的提示。

  聰明的人,常是在災害沒有出現以前就提出警告;笨的人,當災害來臨時還不相信提出警告者所說的話。學歷史其實很悲苦,永遠在說些人家不愛聽的話,幾千年下來一直到今天亦復如此。

  以上是中國的情形,世界上其他地區有沒有類似的情況呢?事實上,重要的文明系統中都有類似情況。猶太教中有幾類人有專業的意義,如《圣經》中稱之為“法利賽人”、“利未人”者,前者是律法師,后者是禮節師。這兩個字的中文翻譯,不應加“人”,加了“人”變成族群了。

  另外還有些人被稱為“先知”。伊斯蘭教的系統中的烏拉瑪(Ulama),可稱為“教士”、“教師”,權力很大,可管理人生、指導政治、訂出禮俗與法律。

  還有,印度教中的婆羅門,以及基督教、天主教系統中的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師、東正教僧侶等亦然。表面上,這些人的性質,都跟剛剛談到的知識分子類似,但他們和政權的關系、和社會其他人的關系,在其各自的文明系統中其實都不太一樣。

  也就是說,各個不同文明系統中的這些知識分子,有著類似的身分與角色,但他們在社會與政治相對關系的實際光譜上,卻有著不同的位置,不能一概而論。今天的演講,因限定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不細談其他的文明。

  接下來的春秋時代,禮壞樂崩,封建制度倒下,很多知識分子從“王官”被釋放出來。當時,亡了一國,就有一批公務人員被釋放出來;一個貴族的領地被占領時,這個貴族的家屬被滅掉,但貴族手下一大批祝、宗、卜、史會被釋放出來。

  孔子是其中之一,他本身雖沒做過祝、宗、卜、史這類職務,但他從許多掌握知識的人學到許多學問,成為當代著名的大學問家。孔子的弟子、同事,有很多是直接、間接從專業工作中被釋放出來的人。

  這些人已不具備公務人員身份,不再由官方供養,為了重新獲得長久扮演的角色,他們游離待雇,進而向世人提示所知所聞,警世告人。從春秋開始一直到秦漢,這些游離的知識分子,我們稱他們為“士”。

  知識分子的四種類型

  北宋的張載,與王安石同時代。他曾說過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可以說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期許,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四個方向或維度。

  我在這里稍做扭曲,將張載所說的這四個方向,轉化成知識分子的四種類型。中國的知識分子,大致離不開這四種類型,而且這四種類型之間可以互通:有的人兼顧兩個類型,甚至更多;有的人只在一種類型中做得很好,卻顧不到其他方面;絕大多數的人屬于某種類型,但未必符合他對自己的期許,更不要說是別人對他的期許。

  第一類是“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釋自然現象和宇宙意義,包括生命的意義、古往今來的意義等。張載說:天地本來無“心”,要人給它立個“心”。廣大空間為「宇」,無時無往為「宙」,要人去解釋宇宙,這屬于理念的維度。所以,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學家。

  “為生民立命”者,屬于實踐的維度。我把它扭曲解釋成為一般人尋求他們生命的存在。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是把理念付諸實踐的執行者,也許是官員,也許是社會領袖。

  “為往圣繼絕學”,也屬于實踐的維度。他們想辦法擴大并傳承所學,總盼望后來的人能學得比自己更好。每一個教書的人,都希望自己學生學得比自己更好,就屬于這一類型。

  “為萬世開太平”,屬于理念的維度。我扭曲解釋說,這類型知識分子能提出一個理想境界──理想的社會、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態度,盼大家往那個方向走,并且用這些理想來針砭、批判、矯正眼前所見不合理的地方。

  假如沒有長遠的理想目標,我們永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也許就糊胡涂涂過了下去。當有一個理想境界懸在那里時,我們才知道距離理想境界還有多遠。

  這個類型的知識分子,可以是革命者,想把現有的秩序推翻,朝理想方向走去;也可以是改革者,認為現在不符合理想,定個方向一步步改好它。這些人無論做得好壞,其主要動力是把人類推向更好的境界去,而「更好」兩個字,可以是吃得更飽或活得更快樂,當然有各種不同的定義。

  秦漢以后,政府的文官系統基本上是以讀書人為最主要來源。偶爾有些征服王朝,會以馬上英雄作為干部,但最常見的仍是以讀書人擔任文官。這些文官可列入為「為生民立命」的類型中。

  至于董仲舒,可列為“為天地立心”型,其天人感應系統是把當時所知的各種知識,歸納成博大復雜、幾乎無所不包的解釋哲學。這一系統的解釋哲學,可批判之處很多,但董仲舒的努力在當時是史無前例的。之前,也有過《呂氏春秋》、《淮南子》做過類似的解釋工作,但規模之龐大,涵蓋面之廣泛,都沒有超過董仲舒。

  當時《禮記》的〈禮運大同〉,提出一個理想的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一境界,到今天還是做不到,幾千來年,許多人打著“天下為公”的旗號,做著“天下為私”的事情。〈禮運大同〉這一章,就是我剛剛在第四個類型中談到的理想境界。

  除了〈禮運大同〉,也有如「桃花源」等其他的理想世界。不論從大的社會或小小區,我們都曾經有個理想的境界懸在那里。

  努力尋求、實現上面所提的四個維度,是知識分子自我期許的常態。有人努力于哲學的思考;有人在文官系統工作,作為“良吏”;有人在教學方面努力,作為“良師”;也有人想建設大同世界、桃花源。幾千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是在這幾個維度里努力著。

  知識分子努力的目標

  凡是時勢比較好的時候,例如開國之初,有些知識分子會努力于全盤性討論,會投入解釋新秩序,如董仲舒一類人物,即有著理想志業的第一個類型的知識分子。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難或挑戰時,抗議的第四個類型的知識分子出現最多,如東漢黨錮。

  東漢的讀書人把儒家懸為理想,針砭政治的敗壞、權力結構的腐敗、皇權無限的膨脹、宦官挾皇權的作威作福,于是他們形成抗議運動,成千成萬的學者投入其中,卻都被禁錮――即歷史上的“黨錮之禍”。

  明朝的東林黨也一樣,一般讀書人陶醉在科舉制度下,只想過自己的生活,卻有另一批人懸著儒家的理想針砭當世,起來抗議政治敗壞,百死不辭。

  當其他文化系統進入中國時,中國也會提出一些新想法作響應。漢末到南朝,佛教進入中國,挑戰了中國的文化系統,讀書人發現:中國習慣的王朝制度有說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許多問題,不能自圓其說。

  于是,大家不斷進行討論:靈魂是滅還是不滅?精神是存在還是不存在?一個出家人既然已經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禮?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統治不屬于統治范圍的出家人?這種情形,就是當一個已經固定了的大系統,碰到外面的挑戰時,許多讀書人會投入其中,參加辯論,去做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貞觀、武則天時代到開元,政治清明,對外接觸也非常多,老百姓過得不錯,正如杜甫的詠嘆,說人民富足,遠游不必帶糧食,也沒有安全問題。但是“漁陽顰鼓動地來”,霓裳羽衣就必須停下了,從此唐朝一落千丈。

  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來,韓愈就開始討論人生還有沒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沒有更高的境界?這一波討論,一直延長到南宋。唐宋的學者,建構了一個偉大的思想體系,即后來中國的理學。

  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陽明,又把韓愈的系統加以精密重組,其中王陽明將中國思想體系重組成為一個精密的唯心論。由董仲舒到王陽明,可看出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理念的維度中不斷努力。

  在文官系統中做事,有沒有好的人?歷史上確實是有不少人寧可丟官,也要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讀書人為官,成了“勞臣”,一輩子辛辛苦苦,只為完成任務。遠的不說,就以我家遷到無錫去的祖先為例:他做了一輩子苦官,哪里有水災、旱災,就被派到哪里去。

  他以七十二歲高齡,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里督導修堤,回到岸上還要放糧賑救災民。他從二十五歲到七十二歲,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個月。他官不算大,但一輩子做了他該做的事,到死不過得到“國之勞臣”四個字。

  此外,歷史上冒死諫諍的諫官也很多。勞臣、苦官、諫官,都是文官系統中“為生民立命”的人。至于教書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學究教出了無數的好學者,許多平凡的私塾老師教出第一等視野的人物。曾國藩的老師,沒什么名氣,就屬這一類人物。

  因此,我說前述的這四個方向或維度,是中國讀書人努力的目標。

  為時代提出新解釋

  在王陽明提出新的思想方向后,有人提出翻覆前面大系統的思想方向。如李贄,提出高度的個人主義,基本上與儒家的群體結構主義相當悖反。

  又如王艮,提出理想小區,是小區共產社會,也與古來中國人想到的大同世界并不完全吻合。

  再如黃宗羲,他在《明夷待訪錄》提出來的想法,根本就是廢掉皇帝制度,皇帝不必管事情,同時也設想了一個以讀書人為主體的民間議會(學校),由議會決定政務,所有的諸侯與地方官員要聽議會的話。這里提出的這三個人,都是在明朝末年的。

  知識分子面對新的挑戰

  到了清代后期,中國面臨更為龐大的西方挑戰。之前,中國曾經碰過許多挑戰,有來自北方的武力挑戰,有來自西方、南方和中亞的啟示性宗教或印度宗教的思想挑戰。

  此外,也不斷有不同的經濟體系引進來的物品與物產,造成經濟上的挑戰,像明朝晚年對外的貿易,就使明朝的經濟型態有巨大改變。但這些挑戰,都不如中國在十九世紀以后所面臨的大挑戰。這個大挑戰,一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完全度過。

  面對這個大挑戰,我們可以看一下知識分子的幾個態度:

  第一,康有為的托古改制,并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對現實激烈的響應。他的《大同書》世界,其實有相當的革命性。

  第二,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要調和里外。

  第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政治理論綜合了中西特色。我自己從未上過《三民主義》課,當我進大學時,政府曾經下令大學不必讀《三民主義》。長久以來,我們把《三民主義》當成官學太久,有點看不太起它。

  現在回頭想想,其實《三民主義》有些頗不錯的觀念,基本上比康有為與張之洞的觀念要好,尤其是有考試、監察兩權的“五權制衡”。中國的文官制度,以管理系統論,相當了不起。

  中國的管理系統,有兩件事是西方的文官系統、公司結構到今天都還沒做到,那就是:一、晉用人的客觀性;二、運行時間中不斷考核。

  我在讀歷史之余,有時替管理學院講講課,并將講演的紀錄出了幾本管理學的小書,書中我特別提到中國的文官制度有相當特別之處,孫中山就能覺察這一點。

  知識分子與全盤西化

  上面談到的知識分子,或為時代提出新的解釋,或是提出未來的理想世界,但等到五四以后,反而是以全盤西化這批知識分子得到勝利。五四人物和一些左派人物,基本上都是要把西方的一套系統全盤端進來。

  實際上,這兩批人物都是“Intelligentsia”,不是“Intellectuals”。所謂“Intellectuals”是指那些在本社會、本系統之內,或做解釋工作,或懸掛理想,或做良師、良吏的知識分子;而Intelligentsia只是知識分子中的某一些人,他們意圖將另一個文化整盤端進來,從那個花盆移植到這個花盆,從那一土壤移植到這一土壤。

  Intelligentsia原本指當年東歐學習法國的先鋒人馬,例如:波蘭曾有一批人要全盤學習法國;彼得大帝以后,有一大批Intelligentsia出現,一如俄國小說《羅亭》(Rudin)中所描述。

  這些Intelligentsia,用心真誠,希望轉眼就改革功成,但他們通常面臨的情況是外來事務與本地土壤不適合,端進來的東西要不是削足適履,就是必須改變土壤,而不會去改植物。改植物,是橘移淮為枳;改土壤,就是徹底把土壤改過來,有人就如此做過,結果失敗了。

  日本明治以后,也有大批的Intelligentsia帶著像煙囪一樣高高的帽子,學跳舞,沒有女伴時就兩個男人聽著西洋音樂跳舞。日本漢字本來的詞匯,也硬要找個西方詞匯代替它。

  日本的“飯”,有二種字,一是本來的,一是“rice”。這都是intelligentsia搬運的現象,但整體來說日本是家里的部份不改,外面的才改。例如,日本人在外面是小職員主義,以下午五點鐘為界,必須喝兩杯酒才能跨過這界線,轉成在家里的日本大男人主義。

  當今課題之一:如何轉變為新的知識分子

  如何從Intelligentsia轉變成新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這是我們今天面對的嚴重課題。

  從全盤接受西方文化到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維度,基本上都有了相當大的缺失。嚴格說來,我和在座的每一位,或多或少都是Intelligentsia。

  一百年下來,我們還處于移植階段,沒有真正主動懸出一個理想境界,整理出一套涵蓋中西與人類的大系統。我們在做良吏的時候,沒有想想搬進來的法律與自己的社會之間是否脫鉤。

  最近大家在報紙上、電視上看到種種官司,就會發現一般人的常識判斷與法律條文之間,以及當為與不當為之間,常常不符合。

  有幾位我非常欽佩的老師,不欣賞中國戲曲(例如京劇、昆曲),也不愿讀中國小說。比如,胡適之先生熱心改造,卻沒有認真地推敲中國文化資源何在?他似乎并不了解中國小說,也把小說定義得太窄了。雖然我對胡先生以及老師輩們心存感激,但為學術良心,還是必須把問題指出來。

  那我們這一代,對西方文化資源有沒有更深入的理解?似乎也沒有。很多跟我同輩的學者,包括我在內,對西方文化資源都沒有足夠的認識,也沒有認真去思考過。太多西方文化的擁護者與批判者,其實都不十分理解西方文明的來龍去脈;太多介紹西方學派和理論的人,其實沒有理解這些不同學派間的淵源與分合轉變。

  以教書而言,我們都在介紹一鱗一爪,并沒有追蹤到基督教、希臘、羅馬,更不用說埃及、兩河與日耳曼傳統。

  我們也沒仔細推敲「后現代」何以是「后現代」?它有多少來源?有沒有想到「解構」到底解的是什么樣的「構」?「解構」的動機在哪里?如果對中國與西方文化資源這兩個課題上,我們沒有做過真正認真的思考與整理,那表示我們還沒有轉化成為新的知識分子。

  當今課題之二: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

  更大的難題是,我們面臨的今日世界,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

  以美國的學術界與同時代的歐洲學術界相比,美國學術界缺少知識分子。美國的知識分子在作家、記者與文化人之中,不在堂堂學府之內。

  學府里只見專業教師、專業研究者,他們只問小課題,不問大問題,也很少有人批判、針砭當代,更懸不出一個未來該有的境界。他們只看見保守與自由的對抗,卻不再提問“自由”該如何從新界定?

  一個醫生在他專業的領域里,可以不自覺地做個好人與好醫生,卻沒有自覺地去追問什么是“專業倫理”?去追問醫藥資源的分配合理否,是不是偏向有錢人?

  在美國,目前開始有些人在做這事情,醫學院里逐漸有「medical ethics」這門課。我的侄女嫁給一個醫生,他現在不行醫,改讀人類學了。同樣的,在臺灣有沒有人問醫藥倫理這方面的問題?很少。

  除醫藥專業這一行外,還有其他太多太多的專業,但它們的專業倫理在哪里?經濟學家的設想,是為了全民的均富,還是只為讓富人更富?法律專家的思考,是為了保護全民的財產,還是只為保護富人的財產?

  今天一個個科學實驗室,已成為一個個小的創收基地,人們只從創收著想。在臺灣,我們有沒有把“專業倫理”納入國科會的評審條件內?國科會的問卷會問你“有沒有專利權?”這對學人文的人而言,是啼笑皆非之事,因為問這個問題就是鼓勵創收。

  全球正經歷巨大轉變,知識已成為商品。像藥學就是重要的商品,因為原料太便宜,賣的價格卻又太貴。我每天晚上滴一滴的眼藥水,這么小瓶,價格25塊美金,里面百分之九十八是水,百分之二是藥。二十五塊美金的價格如何來的?里面有二十四塊九毛九被實驗室賺走。

  知識已成為商品,也已成為權力的來源,掌握知識的人操縱市場。新的婆羅門(Brahmana)階級正在出現。印度文明中,婆羅門以他們的知識占有一切特權,他們是貴種,其他人則是賤種。婆羅門最后是和拿刀拿劍的剎帝力(國王)合作,即知識與權力的結合。

  在今天,我們的“國王”是那些財富多的人,人人都向財富低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

  對年輕朋友的期許

  未來的世界,工具性的理性或許可以發展到極致,但其目的與意義卻沒有人問。未來的世界,顛覆文化的人很多,卻沒有文化的承載者。知識分子還有沒有張載所期許的四個志業?

  過了七十歲以后,凡是公開演講,我都當作最后一次。今天的談話,我心情非常沉重。在美國、大陸、臺灣看到的種種,使我痛感事情的嚴重性。當然我不希望這是我最后一次演講,盼望明年有機會能再次和大家同堂。

  如果明年不幸無法見到各位,希望年輕的朋友們愿意做傻瓜,承擔痛苦,抗拒財富與權力誘惑。這就是我在母校努力的心愿,謝謝大家!

個人簡介
美國芝加哥大學人文學科博士學位。先后被聘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夏威夷大學講座教授、杜克大學講座教授、匹茲堡大學史學系退休名譽教授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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