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越來越重要 同時越來越困難

黃益平 原創 | 2018-09-26 10:10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民企 

 

  1、民營企業發展是中國四十年改革成功的核心體現

  民營企業為中國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通常有關于民營企業的“五六七八九”的說法,即民營企業貢獻了全國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和90%以上的企業數量。1978年以來民營企業從無到有,今天在中國經濟中已經遠遠不止半壁江山。四十年改革最關鍵的變化是從中央計劃體制走向市場經濟,核心的機制是兩條,一是資源配置由計劃機制變成市場機制,二是激勵機制由平均主義的“一大二公”變成努力與回報直接掛鉤。而民營企業正是市場化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反映。

  回顧四十年的改革歷程,最初實行的“雙軌制”的改革策略,一方面繼續支持國企的持續運行,另一方面為非國企的快速成長創造良好的環境。這個政策的目的是在保持經濟穩定的同時實現較快的經濟增長。看國內經濟中的三大類企業,國企一直受到國家的各種支持,外資也一度享受了許多優惠政策,唯有民企基本上是在“夾縫中求生存”,能夠做成今天的局面,相當的不容易。

  當然,在這四十年間,國企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起碼起到了支持改革平穩過渡與經濟穩定增長,沒有發生實行“休克療法”的轉型國家那樣的嚴重失業與經濟衰退。但同時,國企的低效率在上個世紀90年代造成了三大宏觀危機:第一是國企全行業虧損,當時的說法是“三分之一明虧,三分之一暗虧,三分之一持平”;第二是財政體系幾乎崩盤,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從1978年的36%下降到1996年的11%,很多地方連吃飯財政都難以保證;第三是1997年前后銀行的不良率高達30%-40%。財政與銀行問題的根源也在于國企的低效率。不過后來政府實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措施,競爭性行業的幾十萬中小國企全部退出,在戰略性行業保留少量大型的國企。

  國企形勢這么緊張,但總體經濟卻繼續穩健增長,關鍵就在于民企扛起來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大旗。所以說,中國經濟改革成功,最主要的體現就是民企的持續、迅速的擴張。

  2、民企越來越重要

  面臨的困難也越來越多

  以2008年為界,我們可以把中國經濟的改革歷程分為兩個階段。2008年之前,經濟增長速度非常強勁,經濟結構失衡的矛盾非常突出,而金融體系相對比較穩定。2008年之后,經濟增速持續下行,經濟結構已經變得相對平衡,但系統性金融風險已成為當前最大的問題之一。2008年前后的主要變化之一,是中國經濟從低收入水平提升到了中高收入水平。如果說之前的中國經濟增長主要是靠要素推動,那么之后的增長則需要越來越多地依靠創新驅動。所以,中國經濟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取決于能否通過創新推動技術進步、實現產業升級換代。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民營經濟對于中國經濟的未來變得更加重要,因為中國經濟的創新主要就是靠民營企業。北京大學國發院張曉波教授和哥倫比亞大學魏尚進教授的合作研究顯示,國家的創新補貼大部分流向了國有企業,但國內大部分的創新成果卻都是由民企貢獻。我們可以以知識產權的數量為例說明這個問題,其中大概有70%是民企創造的,25%是外企創造的,只有約5%是國企創造的。所以說,中國經濟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否有一個美好的未來,關鍵就要看民營企業的表現。民營企業好,中國經濟才會好。

  但與此同時,我們看到民企的發展遇到越來越多的挑戰與困難。有不少學者發現,全球危機以來在中國經濟中出現了“國進民退”的現象,但其實更加容易觀察到的是杠桿率的分化,國企的杠桿率持續上升、民企的杠桿率卻不斷下降。最近各級政府努力攻打“三大攻堅戰”,卻在無意中對民企產生了重大打擊,環保風暴令許多民企關門,處置金融風險的措施則直接關閉了許多民企的融資渠道。一方面越來越重要,另一方面卻越來越困難,這就是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民企悖論”。

  3、對經濟政策制定的三點建議

  過去,民企也一直受到相對的歧視,但總體來看起生存環境在變得越來越寬松。現在民企從上到下都感覺進入了危機狀態,這應該引起高度的關注。是政策出現了方向性的逆轉?還是現行的政策框架已經無法保障民企繼續擔綱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重任?也許現在是時候系統性地評估一下民企的政策環境,從大的方面看,有三個方面的政策因素需要考慮。

  首先,把國企管理部門與經濟決策部門分隔開來,同時收縮國企的運行領域。多年來,政府一直強調要實現國企與民企的公平競爭,這是一個良好的愿望,在現實中很難實現。原因就在于在決策的時候沒有充分地重視體制性慣性的問題,政府一方面擁有一大批國有企業,另一方面又負責國家的經濟政策決策與管理,用通俗的語言描述就是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公平競爭就很難,絕大多數民企都沒有覺得受到了公平的對待。我們經常聽到的一種說法,國企是“共和國的長子”,這種十分流行的觀念其實反映了不平等的心態,那民企、外企又是什么呢?我們應該提倡“中國企業”的概念,不要再分國企、民企、外資并區別對待,凡是在中國注冊的企業,無論國資、民資、外資,都是中國的企業,受中國政府的管理,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做貢獻。

  具體而言,可以考慮兩條措施,一是把國企管理部門和經濟決策部門盡可能地分隔開來,國企管理部門的功能是履行出資人的職責,保障國有資本的保值與升值,而經濟決策部門就應該關注宏觀、微觀層面的問題,保證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二是盡量把國企限定在民企做不好的一些領域,特別是國防安全與公共服務領域。既然民企的利潤率、生產率都要遠勝于國企,而且民企是經濟創新的主力軍,民企能做的,國企就沒必要去摻和,這樣也有利于各司其職,盡量減少不必要的沖突。

  第二,盡量避免運動式的政策制定與實施,“有為政府”應該堅持“守法、合規”并采用市場化的政策手段。中國改革開放已經四十年,但很多老的行政性的、運動式的工作方式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正是因為如此,才出現了很多好心辦壞事的現象。比如說“三大攻堅戰”中的環保風暴,毫無疑問是利國利民的舉措,如果環境破壞的現象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中國經濟也不會有未來。但問題是上頭一號令,下面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執行,而且層層加碼。很多地區的很多工廠一夜之間被迫關門,直接導致了經濟活動崩盤式的下降。我最近去西部調研,就發現有一個地區因環保風暴而導致今年的GDP縮水80%。

  運動式政策的一個問題是可能為了解決一個問題而推出一項政策,但由于力度掌握不當,在政策的實施過程中可能直接觸發一個新的、更大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政府施政起碼應該堅持“守法、合規”的原則,如果可以為了實現一個政策目標無視任何法律法規,后果不堪設想。處置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措施也是一樣,現在為了控制風險,各級政府、各監管部門一齊出擊,影子銀行縮水,互聯網金融關門,通道業務封閉,地方政府不得融資,這樣簡單粗暴的做法,沒有引發一場新的經濟、金融危機,已經是萬幸了。

  政策制定與實施起碼可以從兩個方面得以改進,一是“有為政府”應該堅持“守法、合規”的底線,比如有的企業沒有達到環保要求,那可以采取一些政策措施,而不能簡單地關停,這些企業畢竟都是合法注冊、登記的中國企業。二是采用更多的市場化的政策方式,價格工具與數量工具相結合,調控企業與其它市場主體的行為。

  第三,通過金融創新,完善市場信用體系,改善民營企業與小微企業的融資環境。去污染、去產能、去杠桿的政策令民營企業受到了不成比例的打擊,固然有一些民營企業本身問題較多、經營不規范等因素,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國還沒有很好地營造一個適合民營企業發展、成長的市場環境。

  以金融服務為例,我國金融抑制的程度還比較高,政府對金融體系的干預比較多,其中一個反映就是貸款利率不能自由上浮,這自然就會影響規模小、風險大的民營企業的融資環境。民企在正規部門很難獲得融資,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利率還沒有實現市場化,因此它們只好去影子銀行、民間借貸平臺甚至互聯網金融去融資。

  另一個例子是我國的金融體系主要是銀行主導,而銀行擅長于支持粗放式的制造業擴張,不擅長支持服務業、創新型企業以及小微企業的發展,因此需要金融創新服務、拓展更豐富的融資渠道。最后,我國金融業務擴張主要是依賴政府信用和土地信用,市場信用沒有充分建立,這在客觀上也進一步加劇了民企的融資難,在金融環境受到擠壓的時候,民企受到的打擊尤其大。

  因此,下一步的金融改革應該考慮加快實現銀行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以及完善、豐富市場信用體系,改善民營企業的金融環境。(本文已經演講者本人審閱)

個人簡介
1994年獲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曾是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北京大學訪問學者、哥倫比亞商學院General Mills國際客座教授。 花旗集團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花旗集團董事總經理,北京大學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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