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談判聲明邏輯:何為“結構性”問題?

邵宇 原創 | 2019-02-14 12:18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焦點關注
關鍵字:中美貿易談判 

  目前,中美已經舉行了6輪貿易談判。每輪談判之后,美方發布的官方聲明,以及中美聲明的對比,都是市場分析人士“信息挖掘”的重要文本。其中,最為抽象,從而也是最讓人捉摸不透的是“結構性”這個表達。2月6號,特朗普在華盛頓發表演說,當談及中美貿易談判時,就強調道,與中國的協議,必須包括“結構性變化”(Structural change)。那么,什么是中美之間的結構性分歧?

  筆者認為,所謂的“結構”,是相對于宏觀上總量而言的,它是一個微觀,或者是中觀層面的詞匯。它既可能體現在結果上,比如貿易結構的失衡,也可能體現在程序上,比如由歧視性規則、不公平競爭的政策而導致的權益的不對稱。

  我們認為,第一個層面是貿易結構問題,即中國對美國長期保持了大規模的貿易順差,其中主要是商品貿易的大額順差,服務貿易中國處于逆差狀態。所以,在中美6次談判中,美國總是期望中國能夠從美國購買更多美國的農產品和能源。特朗普曾向美國選民夸下海口,要逐年縮減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在本輪談判中,美國公布的談判聲明中的第8條就討論了貿易逆差問題,還提出了具體措施,即中國“從美國農民、牧場主、制造商和企業購買美國產品”,聲明稱這是一項“關鍵的內容”。

  美國并沒有停留在就貿易失衡而談貿易失衡這個層面。美方并不認為“比較優勢”理論適用于解釋中美的貿易結構的失衡,而認為中國是通過不公平的關稅壁壘、非關稅壁壘以及各項產業政策獲取國際競爭力的。比如,由各種產業政策(如補貼)所導致的產能過剩問題,就在美方聲明的第5條——“包括補貼和國有企業的市場扭曲力量如何導致產能過剩”中體現出來了。

  相比于貿易失衡這個結果而言,程序上的不公平是美國更為關注的“結構性”問題,這也是美國和WTO提倡的“競爭中性”的內涵,它劍指中國在企業、產品或服務層面的競爭當中的制定的歧視性規則。

  所以,美方聲明的第3條——“美國公司在中國面臨的眾多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和第6條——“需要消除限制美國向中國出售制成品、服務和農業的市場壁壘和關稅”就分別提到了在華美國公司和境外美國公司向中國出口商品時所面臨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美國聲稱,在華經營的美國公司面臨的壁壘包括所有權限制、政府采購、許可證要求、產品標準等等。其中,后兩項壁壘也是境外企業向中國出口商品時常面對的。除此之外,它們還會受到不對稱的關稅的限制。比如,美國出口商品和服務到中國的平均關稅達到9.9%,而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與服務的平均關稅只有3.5%。

  設定規則,就是創造權力。不對稱的規則,意味著不對稱的權力。這是“結構性”問題得以產生的源頭。

  美國認為,中國設定的這些規則,為迫使或誘使美國企業向中國轉移技術創造了空間。這是很容易想象的,即如果外資企業想進入中國,必須得答應中方提出的條件,其中就隱含地包含了技術轉移條款。“強制性技術轉讓”和“知識產權保護”是“301報告”關注的焦點,在多次談判中都有體現,本次美方聲明中的第1條——“美國公司被迫向中國公司轉移技術的方式”和第2條——“中國需要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和執法”都是這方面內容。

  中方看來,這一切都是自愿的,因為外資企業完全有“自主選擇”的權利,它們可以選擇不進入中國,這樣也就沒有必要向中國轉移技術了,這怎么能說是中國“強制性技術轉讓”呢?

  但在美國看來,這些不公平的規則是額外施加給企業的,所以是強制性的。如果沒有這些規則,企業仍然愿意轉讓技術,那才是自愿的。

  所以,在1月30-31號的談判前夕(1月16號),美國商會和中國美國商會在向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提交的一份關于談判內容和措施的建議的報告中所提出的“兩步走”,第一步就是建立規則——公平、對等的規則。

  當然,在技術和知識產權問題上,美國強調的比較多的一點還包括中國通過“網絡入侵”的方式獲取商業信息和機密文件。這一點在美國發布的301報告中有一些具體案例。另外,在納瓦羅的專著——《致命中國》及其所在的美國貿易和制造業政策辦公室于2018年6月19日發布了一份名為《中國的經濟侵略如何威脅到美國及世界的技術及知識產權》的文件中都有詳細說明。針對這一點,美國聲明中的第4條——中國對美國商業財產的網絡盜竊造成的危害——對此作了說明。

  實際上,這些非對稱性規則和結構性問題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它源于中美資源稟賦上的差異。就像在中國國內,不同產品的增值稅稅率也有差異,先天的資源稟賦的差異也可能導致進口商品關稅的差異。這是符合經濟理性原則的。另一方面,它還源于中國的入市時的“發展中國家”地位。中國是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TWO的,從而在過渡期內獲取了相對較為寬松的條件。但是,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已經不承認中國為發展中國家。特朗普在公開場合經常調侃稱,美國也是發展中國家。既然如此,美國認為,必須取得與中國在經貿關系中的對等地位,即無例外地貫徹WTO中的互惠、透明、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經濟發展和非歧視性的原則。

  另外,這些非對稱性和歧視性的規則所導致的“結構性”問題還集中體現在美國評估中國為“非市場經濟地位”的報告中。2017年10月26日,美國商務部發布了最新版本的關于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的報告。該報告從6個方面對中國經濟的“非市場”屬性進行了評估:(1)貨幣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兌換成其他國家的貨幣;(2)工資水平在多大程度上由勞資雙方的自由談判決定;(3)允許外國公司合資或者其他投資的程度;(4)政府擁有或控制生產資料的程度;(5)政府對資源配置以及企業的價格和產出決策的控制程度;(6)管理當局認為適當的其他因素;

  整體而言,報告認為中國在任何一個方面都不滿足市場經濟國家的要求。第(1)條中的人民幣匯率就是美國強調比較多的一個問題,這在美方聲明的第7條——“貨幣在美中貿易關系中的作用”中就有反應。第(2)、(4)、(5)條評估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第(3)條評估“競爭中性”,這都是“結構性分歧”的內涵,解決方法就是切實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針對貨幣問題,美國商務部的報告認為“中國仍然通過中間價設定流程和外匯市場干預措施維持對人民幣估值的控制。中國還繼續維持所有主要資本賬戶交易的審批要求,包括投資,借款和跨境賬戶持有。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沒有披露用于計算中間價的前一天報價的權重。此外,需要大量外匯干預以保持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美國認為,中國官方通過長期低估人民幣匯率獲得競爭優勢,而低估人民幣匯率的方式就是干預外匯市場、實施資本管制等。

  實際上,在戴維•斯坦伯格的專著——《匯率低估政策的制度研究》(Demanding Devaluation:Exchange Rate Politic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中,發展中國家匯率低估現象反而屬于少數。他認為,只有在制造業重要地位,同時政府對金融和勞動力市場都有重要控制力的國家,低估匯率才是可行的優勢策略。一方面,低估匯率可以為可貿易的制造業產品贏得全球性的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低估匯率會提高制造業的投入成本,但政府卻能夠通過金融部門和勞動力市場政策給予制造業企業補貼,比如,通過金融抑制政策,壓低制造業企業的貸款利率,或者壓力勞動者工資。資金成本和勞動力成本占據制造業企業的成本的大部分。如此,一方面壓低了制成品的價格,另一方面壓低中間成本,使得中國很快成為了“世界工廠”。但在美國看來,這是“儒家重商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是違背WTO規則的,從而也是在談判中必須得以解決的。

  可以看出,本次談判中美國聲明中的8條內容是有內在聯系的。按照經典的經濟學理論,雙邊貿易失衡可通過匯率等機制自發調整,中美長期貿易失衡是一種反常行為,由此反常的結果而引發了美國對競爭規則的反思。這些規則上的差異,就是中美結構性分歧之所在,而這些結構性分歧的背后,是中美不同的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的競爭,是“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的競爭。

  作者邵宇為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陳達飛為東方證券高級宏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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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證券首席策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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