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穿越周期之道

程實 原創 | 2019-09-24 14:34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中國經濟 

  以歷史燭照未來,從長期洞悉短期。雖然經濟周期難以消除,但是周期特征猶可塑造。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基于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的實踐經驗,中國經濟周期治理已經形成了“術”、“勢”、“道”相結合的完備體系。

  第一,在“術”的層面,工具創新奠定調節周期的機制基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推陳出新,護航經濟周期的平穩演進,雙向推動了中國經濟治理體系的現代化。

  第二,在“勢”的層面,改革開放打造跨越周期的動力引擎。市場化改革與現代化金融體系的建設,針對性地打破了核心發展瓶頸,繼實現四十年“增長奇跡”之后,正在推動中國經濟從要素驅動型轉向創新驅動型。

  第三,在“道”的層面,制度性優勢則為“術”和“勢”的落地生效提供根本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具備的多重優勢,有助于克服政策實踐的種種阻力,系統性地降低破除利益藩籬的難度。立足于這一相對完善的治理體系,“減速增質”時代中國經濟的穩定錨有望進一步得到夯實,高質量發展的未來空間正在打開。

  精其“術”:工具創新是調節周期的機制基礎

  在告別計劃經濟階段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取代計劃指令,成為調節增長型經濟周期的核心工具。兩大工具的不斷創新,推動了中國經濟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支撐了經濟周期的平穩演進。

  其一,在財政政策方面,面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需求和相對薄弱的財政家底,財政政策在改革開放階段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體系。在調控方法上,以增減財政支出為核心。在資金來源上,以土地財政作為重要補充,并與招商引資相互促進。在資金投向上,以“鐵、公、機”等外溢性強的傳統基建為發力點,并與房地產周期聯動。這一體系有效彌補基礎設施短板,加速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是兌現資源稟賦、發揮后發優勢、實現經濟趕超的關鍵舉措。

  但是,這一體系也逐步暴露出引發房地產市場過熱、傳統基建效益降低、“擠出”民間投資、抬高地方債務風險等弊端。因此,隨著中國經濟步入“減速增質”階段,財政政策的方法體系開始漸次轉變:在調控方法上,重心從財政支出轉向財政收入,大規模減稅降費升至政策菜單前列;在資金來源上,土地財政漸次淡化,地方政府債務“開正門,堵偏門”;在資金投向上,民生保障和5G、特高壓等“新基建”成為重點,而房地產市場逐步退出短期逆周期工具箱。這些轉變適時匹配了防范債務風險、提振消費內需和激活微觀活力的“增質”需求。

  其二,在貨幣政策方面,為適應改革開放階段的新變化,貨幣政策工具因時而制地呈現以下特征:

  從外部來看,為了在快速對接國際市場的進程中保持幣值穩定、抵御外部風險傳導,外匯占款成為貨幣投放的主要途徑,但是也制約了貨幣政策獨立性。

  從內部來看,貨幣政策工具以粗放式、總量型的數量調控為主,并且價格調控又以直接設定存貸款基準利率為手段,提升了政策干預效力,但是存在政策成本過高、資金流向扭曲、難以精確化調控的問題。在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矛盾從總量問題轉移至結構問題,貨幣政策的調控模式亦順勢而變。

  從外部來看,伴隨中國國際收支從“雙順差”轉變為“資本項目逆差+經常項目順差收窄”,外匯占款大幅減少,基礎貨幣投放的靈活性增強。同時,得益于2005~2015年的多輪“匯改”,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內生沖突舒緩,后者的獨立性得到進一步解放。

  從內部來看,央行推出多種創新型工具,利用MLF(中期借貸便利)、TMLF(定向中期借貸便利)、SLF(常備借貸便利)、PSL(抵押補充貸款)、SLO(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定向再貸款、非對稱降息、定向降準等措施,既穩定了基礎貨幣的投放,亦實現流動性調控的期限精準化和方向精準化。此外,公開市場操作頻率的大幅提升以及利率走廊的逐步建立,使央行能夠對金融市場風險進行常態化“精確治理”,及時阻斷市場風險向系統性風險的演變。得益于此,中國貨幣政策的重心從總量調控轉向優化市場流動性、產業發展、區域發展的結構布局,有效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政策支持。

  變其“勢”:改革開放是跨越周期的關鍵動力

  從相對落后的起點出發,中國經濟何以從古典周期切換至增長周期,并實現跨越周期波動的穩健增長?我們認為,核心密鑰在于通過堅持改革開放,針對性地突破核心瓶頸。回顧1978年,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資源稟賦和人口紅利相對充足,但資本供給嚴重短缺,成為制約增長的核心瓶頸。為了打破瓶頸,上一輪改革開放雙管齊下。

  一方面,通過市場化改革,使微觀激勵與國家意志同向而行,同步激活企業家精神和地方發展動力,驅動存量資本與資源要素、勞動力要素緊密結合。另一方面,對內開啟現代化金融體系建設,加速資本形成,對外積極吸引外資,引導國際資本流入,進而獲得充沛的資本增量。伴隨資本供給的持續擴大,中國既有的“人口紅利”、“資源紅利”高效釋放,最終實現要素驅動型的長期高速增長。得益于此,上一輪改革開放期間(1978~2017),中國經濟年均增速達9.6%,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

  著眼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瓶頸已并非資源投入總量,而在于資源利用效率;發展的動力之源,不在于擴大要素投入,而在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針對新的瓶頸,十九大以來的改革部署綜合運用經濟金融體系改革、監管體制改革、政府機構改革的多重工具,其改革范圍之廣、層次之多、力度之大、破立之深均為四十年來之罕見。以此為新起點,新一輪改革開放大潮涌起,有望引導中國經濟完成“L”形筑底,并逐步凸顯高質量發展的充沛潛力。

  守其“道”:制度優勢是治理周期的根本保障

  所謂知易而行難,無論是工具創新還是改革開放,在政策實踐中均不可避免地遭遇種種阻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獨具的兩大優勢,是上述舉措能夠切實落地、治理周期的根本保障。

  其一,集中力量辦大事。

  從力度來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互為補充,廣泛調動各經濟主體的力量,共同突破經濟發展的核心瓶頸。回顧歷史,從宏觀層面改革開放的持續推進,到微觀層面高鐵網絡、5G技術等戰略支點的厚積薄發,均仰賴政府宏觀政策、市場微觀調節和各類型主體所形成的強大合力。

  從韌性來看,不斷改革的國企和國資成為經濟運行中的壓艙石,一方面削弱了市場逐利所催生的順周期性和道德風險,另一方面則避免了西方民粹主義氛圍下的政策短視性和投機性,因此經濟建設能夠在周期波動中堅守方向、久久為功。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機后的全球治理經驗表明,無論微觀市場主體的信用看似多么牢固,都可能在市場情緒和流動性的驟變之下產生鏈式崩塌,引發系統性風險。因此,“大政府”所兼具的財政信用、貨幣信用和政策信譽,是危機中最后的,也是最可靠的防浪堤。

  其二,攻堅克難突破藩籬。

  全球經驗表明,隨著一國經濟成果累積,各層次利益藩籬亦日漸固化,進而阻滯改革步伐、形成路徑依賴,最終放大順周期性。對中國而言,從能力來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監管層進行長跨度、全局性統籌規劃的職能得到增強,從而能夠以時間換取空間、以增量盤活存量、以點帶面、分步協調的方式,有效調節改革過程中不同部門、行業、區域的利益沖突,系統性地降低了破除藩籬的難度。從實踐來看,國企國資改革、金融體系改革、財稅體制改革、住房機制改革等重大改革的經年深化,均以“破立結合”、“疏堵并舉”的方式優化了利益分配,未來亦將為經濟發展和民生福祉注入新紅利,夯實經濟周期中的穩定錨。

  以歷史燭照未來,從長期洞悉短期。雖然經濟周期難以消除,但是周期特征猶可塑造。七十年漫漫征程之中,中國經濟延續著發展的兩條主脈絡。一方面,動中有進。增長型周期取代古典型周期成為主流,長趨勢增長貫穿于短周期波動之中,已實現延綿數十載的“增長奇跡”。另一方面,動中有變。周期波動從“大起大落”轉為“緩起緩落”,本質上是增長動力、發展模式和內外關系的革故鼎新。

  兩條脈絡均體現出“術”、“勢”、“道”相結合的完備體系對周期治理的卓越成效。立足于這一體系,“減速增質”時代中國經濟的內生穩定性有望進一步增強,高質量發展的未來空間正在漸次打開。

個人簡介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2007年畢業于復旦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研究領域為全球宏觀、中國宏觀和金融市場。現任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會成員,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和安徽大學碩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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