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70年:在漫長的復興之路上勇于超越

李迅雷 原創 | 2019-09-25 16:05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中國經濟 

  作者:李迅雷 梁中華

  從全球經濟發展的漫長歷史看,當前中國經濟總量在全球的份額正處在回升過程中,中國經濟從1700年至1820年是一輪長達120年的回升期;從1820年至1978年則是一輪長達138年的經濟回落徘徊期(1949-1978年中國經濟增速只是達到全球平均水平);1979年至今這40年,則又是一輪經濟回升期,中國經濟總量占全球的份額從7%左右攀升到接近16%。這一“高低高”的經濟增速變化過程,有點像均值回歸,不妨稱之為“復興之路”。

  這場復興之路可以走多遠呢?這需要發揮想象力,畢竟上兩輪中國經濟體量在全球占比的上升或下降都持續了100年以上的時間。不過,從新中國成立之后的70年看,經濟增速的變化則是經歷了“低高低”三個過程。

  雖然目前經濟在減速,但速率幾乎是全球平均增速的兩倍,因此,我國經濟總量有望在下一個十年超越美國,在減速中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當然,新中國經濟的前30年還是值得深刻反思。盡管有過兩彈一星的輝煌成就,打下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工業基礎,并且“既無內債、有無外債”,但卻失去了戰后經濟的“黃金增長期”,被耽誤的時間是奪不回來的,因為歲月無情、“未富先老”。

  展望未來,中國經濟至少能維持中速增長,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長主要貢獻者的地位不可撼動。當然,在人口加速老齡化、工業化、城鎮化步入后期的背景下,存量經濟的特征會越來越明顯,靠投資刺激的老套路已經不可持續,存量經濟只能靠調結構,唯有通過加大改革開放、大力發展高科技,才能戰勝各種困難。

  01

  2000年全球經濟史:中國從領先到落后

  縱觀2000多年全球經濟增長史,在19世紀之前,全球經濟的增長非常緩慢。根據著名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測算,從公元元年至1820年之間,全球經濟年均增速只有0.1%,人均收入在這1800多年的時間里只增長了40%多。

  而工業革命的發生,徹底改變了這一局面,之前主要依賴人力、獸力的生產方式發生了變化,全球經濟開始加速增長。在1820-2000年之間,全球經濟增速達到2.2%,人均收入在不到200年的時間里增長了10倍多。

  所以,過去2000多年的全球經濟增長,可以說主要是由工業革命后的最后200年貢獻的(圖1)。

  從2000年歷史的維度來看,我國經濟經歷了從領先到落后到再崛起的過程。在19世紀之前,我國和印度是全球經濟的“領頭羊”,經濟總量占比都在20%以上。但在當時的生產方式下,人口數量是決定經濟體量非常重要的變量,例如當時中國和印度的人口占比也都在全球的20%以上。全球來看也是如此,人口多的國家,經濟體量大;人口少的國家,經濟體量較小。

  不過,相對而言,中國經濟的體量一直大于印度,尤其到了1820年左右,即200年前,中國GDP在全球的份額達到32%的歷史高位,是印度的兩倍以上。但是,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經濟就一落千丈(圖2)。

  單純從科技發展對經濟影響的角度看,工業革命以后,技術進步加快,使得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在減弱(圖3)。盡管英國在16世紀末就打敗了西班牙,在西方國家中開始崛起,但英國經濟真正的大幅騰飛是在工業革命以后。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美國的經濟實力也開始崛起,在19世紀末逐漸超過了英國。但真正讓美國的影響力拓展到全球的是兩次世界大戰,歐洲主要強國在戰爭中受損嚴重,美國借機快速發展壯大,成為全球第一強國。

  我國清朝時期采取“閉關鎖國”的政策,沒有及時跟上技術革命的步伐,從19世紀中到20世紀中葉,外部受到列強侵略,內部動亂不斷,經濟逐漸失去了維持上千年的領先地位,轉為落后。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經濟才開始低位出發,再度踏上崛起之路。

  02

  新中國前30年經濟:在波折中逐步構建工業體系

  新中國成立后的70年,我國經濟可以大致劃分為兩大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70年代末,即前30年時間;第二階段是從改革開放至今,即最近的40年。

  第一階段的經濟波動較大,年化經濟增速只有6.2%,相比第二階段的9.5%要低很多。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長期戰亂帶來的持續摧殘,國民經濟處于崩潰狀態,所以建國后的前3年是快速恢復時期,重在平抑物價、發展經濟。

  1953-1956年底,我國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但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也開啟了以計劃經濟為主導的階段。

  不過,經濟的平穩運行很快被3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打斷,再疊加自然災害的影響,國民經濟在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幅下臺階,1960年經濟零增長,1961-1962年甚至出現大幅負增長。60年代初開始糾正錯誤,為了扭轉當時的困局而奮斗,直到1965年主要工農業生產才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但很快文革的到來,使經濟再度經歷了低增長的10年(圖4)。

  但不能僅僅用GDP去簡單評判前30年的增長,畢竟當時所處的內外政治環境不同,尋求發展之前必須抗住生存的壓力。此外,建國初期集中力量對工業經濟的大量投入,尤其是對重工業的大力支持,不僅為之后幾十年的和平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實力保障,也為后續工業化的推進打下了堅實基礎(圖5)。用小平同志的話來總結:“我們做了很多的事情,成績不少,雖然也犯了一些錯誤,但不是一團漆黑”。

  前30年在外部環境較差的情況下,科技上的發展也有可圈可點之處,如兩彈一星就是在那個時代試驗成功的,中國國內唯一一個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屠呦呦,也是在那個時代提取出青蒿素,成為獲得諾獎的依據。

  此外,前30年人口撫養比例較高,也是使得經濟增速相對較低的原因之一,卻又給后40年經濟發展帶來了可觀的人口紅利。

  03

  新中國后40年經濟:在平穩增長中超越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經濟開啟了持續40年的相對平穩的高增長,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

  1978-2018年,我國經濟年化增速高達9.5%,與前30年的大幅波動相比,最近40年經濟要平穩很多。這與40年間持續的改革開放政策、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1978年底至1979年初,以土地承包為主的農村改革開始推進,大大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與此同時,城市中以所有制和產權制度為主的改革也在進行,經濟上逐漸摒棄了單一公有制模式,創造性提出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民營經濟在80年代蓬勃興起,并逐漸成為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力量。針對居民、企業、政府、價格等諸多方面的改革措施逐步落實,我國經濟逐漸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

  對內改革的同時,對外開放也在推進,1980年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之后逐漸擴大沿海開放的范圍,并且將開放的政策由沿海推向內地。2001年12月,我國加入WTO,對外開放開啟新階段。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之所以能在諸多領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每個人的總結可能都有差異。但從經濟學的維度來看,我們認為有三點至關重要,一是市場化的改革,二是從封閉走向開放,三是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

  市場化的改革使得經濟資源得到大幅度的優化配置。從自家養雞就叫搞資本主義,到“不管白貓黑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背后反映的是思想觀念的變化,工作重心也從階級斗爭轉向了經濟建設。在單一的公有制經濟模式下,農民和工人的生產動力明顯不足,能力無法充分發揮,而經過市場化制度的改革,農民、工人、企業家的積極性被大大激發出來。

  建國后采用的計劃經濟體制,依賴計劃和行政的手段來配置資源,這要求計劃者對宏微觀事實的掌握和判斷非常精確、及時,但這在現實中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市場化則是讓微觀個體去探索發現經濟規律,根據價格信號進行生產、投資和消費決策,減少了人為犯錯的概率,也激發了市場主體的活力。

  所以,盡管我國有人口紅利的優勢,但是改革開放前仍然有接近80%的人口集中生活在農村地區,從事著低效率的農業生產活動;而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生產力的解放,民營企業的興起,我國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比大幅下降,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轉移到城市,城鎮化和工業化快速推進,勞動力的成本優勢才得以充分發揮(圖6)。

  因此,與其說人口紅利成就了中國的高增長,不如說市場化的制度改革,使我國固有的人口紅利得以釋放。“素材”就在那里,繪畫出怎么樣的作品,還要看如何運筆組織。

  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持續推進對外開放。放在成百上千年的維度上,我國經濟之所以從領先轉為落后,一個很關鍵的因素是清朝時期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故步自封,沒有跟上全球技術革命的步伐,在西方進行技術革命的時候,還在以“天朝上國”自居,完全不知道外界發生了什么變化,最終只能落后“挨打”。

  而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實行的對外開放政策,則是幾百年來我國再一次自主對外敞開“大門”。在經濟發展初期大量引進外資,不僅彌補了資金不足的缺陷,對于國內技術和管理提升,也起到重要作用。加入WTO后,我國更是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供應鏈體系當中,使得勞動力成本優勢在全球市場得以發揮。我國在分享自己的市場同時,也享有了全球的市場,像華為這種企業才能在全球賺取收入。

  可以說,對外開放讓我們深度參與全球的競爭和合作當中去,跟上技術進步和時代變革的步伐,并且能在諸多領域領先全球(圖7)。

  經濟平穩發展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建國后的30多年里,盡管我國經濟基數低,勞動力豐富,但經濟增速卻明顯偏低,而且大起大落。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工作重心不在經濟建設,50年代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60-70年代的文革,30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時間在搞“運動”,多次打斷了經濟的正常增長。所以,給經濟創造一個平穩發展的環境,一個重點就是不“折騰”。

  04

  未來機遇與挑戰,任重而道遠

  回顧完歷史,我們再來展望一下未來。我們一直強調,我國當前面臨的情況可謂是40年未見之變局。

  從外部環境來看,全球老齡化、貧富差距不斷加深,全球化進程面臨信任危機,形勢錯綜復雜。全球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從2002年就已經突破7%,也就是說進入老齡化社會,截至2018年末,這一比例已經接近9%。與此同時,市場化盡管可以提升效率,但也會伴隨著個體之間的分化。當前全球主要經濟體貧富分化嚴重,內部矛盾突出。比如美國對華發起的貿易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美國自身貧富分化問題的體現和轉移,即內部矛盾外部化(圖8)。WTO主導下的全球化進程也遇到挑戰,技術競爭的同時,也透露出彼此之間信任危機。隨著中國的崛起,外部帶有敵意的競爭壓力也會加大,給中國經濟發展制造各種障礙。

  從國內經濟發展的格局來看,存在發展需求與結構供給錯位問題。如前所述,前30年中速增長與后40年高速增長,就是錯位發展問題的體現,即在該快速推進城鎮化的時候,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該利用市場機制發展經濟的時候,搞階級斗爭,從而失去了發展良機,被日本、韓國等拉開了差距。

  如今,我國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漸消退,房地產泡沫風險較大,政策已經很難再一味地刺激,而是需要在穩增長和防風險之間平衡。我國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速從2006年以后就在不斷下行,過去已經連續5年負增長(圖9)。而人口仍是經濟增長中非常重要的變量,過去十年我國潛在經濟增速在不斷下行。

  經濟潛在增速下滑時,需求端刺激總是會發力,貨幣、財政、地產政策刺激不斷,所以過去十年我國經歷了三輪經濟周期,卻并沒有改變經濟增速下行的方向。需求端的管理只能改變短期的經濟波動,卻不能改變經濟長期趨勢。

  與此同時,我國的杠桿率卻大幅抬升,債務風險突出,這主要是因為房地產、基建的固定資產投資,投資回報率偏低,只能短期推升GDP,卻不能像投資機器廠房一樣,持續創造GDP。

  采用Leslie模型做預測,會發現未來我國人口形勢恐怕還將變得更為嚴峻,這就決定了我國經濟增速依然有下行壓力。而當前居民、企業債務負擔都比較重,各線城市房價均已飆升至高位,尤其是小城市房地產流動性較差,面臨的風險更大(圖10)。也就是說,當前進一步刺激房地產來拉動經濟的空間相對有限,經濟的系統性風險較高。在經濟潛在增速下行中,政策必須在穩增長和防風險之間進行權衡。

  除了人口老齡化壓力和社會杠桿率偏高風險之外,還是應該看到問題表象下的深層原因,即當前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是長期分配扭曲導致的結構性問題,如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存在前者低負債、后者高負債;在國企和民企之間,存在融資便利、產業進入壁壘等方面的不對稱性;在居民部門,存在高收入組與其他組的人均收入差距擴大問題,等等。

  今后,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必然是消費驅動而不再是投資驅動,消費要維持穩定,必須要有相應舉措,即如何給中低收入階層增加收入。比較現實的做法是擴大社保基金規模,畢竟可以通過國家的資源(國有股權劃撥等)來彌補社保基金缺口,以化解老百姓消費的后顧之憂。

  在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的過程中,總量快速擴張的機會越來越少,但結構性的亮點依然會存在。在這種內外復雜的形勢下,唯有進一步地推動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大力發展高科技,堅持結構調整,來激發經濟的活力,用經濟運行效率的提升來緩解人口加速老齡化等問題帶來的增長壓力。

個人簡介
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上海市人大常委委員、財經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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