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的中國人,“逃跑”的中國人

胡祖六 原創 | 2014-01-24 09:26 | 投票

  著名導演賈樟柯前不久發布的一條微博引發了熱議,他說他參加一個朋友聚會,發現在座的十幾個朋友除他之外,都辦了或正在辦移民手續,這讓他非常震撼。這件事說明我們的富人階層集體缺乏安全感。我曾多次說過,在一個欣欣向榮的國家,大家都愿意回來的,而我們今天的問題是,經濟越發展大家卻紛紛移民出去,大量轉移資產。因此,接下來我們會通過怎樣的改革來改變這個現狀,自然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熱點問題。

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應該說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發展非常快,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多,這些成績有目共睹。但是近幾年來,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改革的步伐顯著地放緩了,甚至對改革的承諾也不像以前那么突出和明顯。社會方方面面都暴露出很多問題,經濟結構不平衡、不合理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由政府推動的投資占經濟總量的份額越來越大,同時貪污腐敗、社會不公正、環境污染等問題都在加劇。

現在中國有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幾乎社會每一個階層都郁積了很多不滿。窮人、低收入的城市居民,還有農民工,他們受到各種各樣不公正的待遇,心中非常不滿,“仇富”、“仇官”的心理也比較明顯。即使你跟中國的中產階級去接觸,會發現他們心中也有很多不滿,他們的權利還沒有得到完善的合法保障,也受到各種不公正的待遇,或者在生活的品質方面,尤其是空氣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子女教育、醫療保健等問題上受到困擾。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獲得了巨大財富的高收入階層,甚至是超級富豪、億萬富翁,他們心中也感到非常不滿。他們在企業經營中遇到了各種不公平的競爭,比如近年來越來越嚴重的“國進民退”現象等,都讓他們產生了一種不安全感。所以賈樟柯導演微博中說的很多富人紛紛移民,把財富轉移到海外的現象,其實都是這些年來改革的力度不足、改革的步伐放慢、社會經濟各方面矛盾加劇的表現。

我說現在中國的各階層都表示不滿,可能很多人馬上會說,公務員是唯一滿意的階層。這么說的理由也很充分。好多公務員說他自己工資低,干的活累,但是為什么大家還是拼命地想考公務員?其實公務員現在也覺得不滿。

關于公務員,確實應該更加明確市場化改革的基本方向。有人說,當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所以成功,標志之一就是南方談話之后出現了公務員的下海潮。那么,三中全會以后會不會又出現公務員下海潮?我覺得如果有的話,應該不是個壞事情,而是個好事情。一個正常的社會,大部分的人都應該去從事創造財富、創造稅收、創造就業的工作,而不是靠尋租、靠收稅來活著。這樣社會才能夠進步,才能夠有發展的前景。

我認識很多公務員,在政府的各個階層,有大學剛畢業比較年輕的公務員,也有中層的或者司局級干部,甚至部級干部,他們很多都是優秀人士。但他們在政府現在的框架體系里面往往懷才不遇,或者在那個環境、那種空氣、那樣氛圍里也覺得壯志難酬。這時候如果他下海,去創辦一個企業,或者說能夠為社會創造財富,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壞事情,而是一個更加合理化的現象。

對于一些既想報考公務員,同時又覺得即使當了公務員也不安定的人來說,我覺得應該清楚,政府還是很重要的,即使在現代市場經濟時代中政府也非常重要。政府中也應該有很多有志之士去從事公共服務的工作。但是也不能太多,大部分有才華的人應該去從事工商業,去創造財富。

公務員的薪水可能比較低,雖然很穩定,雖然很有權力。從公開收入方面來說不一定是最高的,確實也是個問題。我寫了很多文章,包括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班子加大了反腐的力度,我們看到了實質的行動,這非常好。當然我也擔心,腐敗不是一個人、兩個人的事情,甚至不是少數人的事情,它比較普遍。我所知的大部分知識界、媒體界人都是這樣認為的。

這樣的話,就反映出我們整個干部制度、公務員制度可能存在制度性的缺陷。比如說政府行政權力非常大,又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如果權力是在法律法規的框架內行使,是透明的,那也沒有關系。但很多是官員干什么都行,而且手里有很大任意性的、沒有制衡的、不透明的權力。如果這個時候薪酬相對比較低,就很容易滋生腐敗。

剛才我講的是“仇官”,解決這個問題需要不斷地簡政放權,要落實李克強總理反復強調的話,政府要管他該管的事,政府不該管的,管不好的,一定要讓市場,讓企業和社會去管,這樣哪怕公務員工資高一些,大家“仇官”的現象也會減少很多。

與“仇官”相對應的另外一個現象就是中國人的“仇富”,這已經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好像中國人從來就覺得劫富濟貧是天經地義,富人如果不主動幫窮人的話,那政府就有義務去劫富濟貧。中國窮人有一個觀念就是,鄧小平講過一部分人要先富起來,帶動后富。好多窮人覺得,現在有一部分人已經富起來了,為什么不來帶動我們窮人后富呢?

其實中國現在社會“仇富”和“仇官”的心理是緊密相連的。中國是個非常務實的社會,中國人不偏激,也是非常公平的,什么意思呢?比如李嘉誠在香港絕對是超級首富,也是亞洲首富。大部分香港人,就連那種最強的人都叫他“李超人”,實際上就是一種羨慕,一種尊敬。因為他最早也是廣東汕頭一個身無分文的窮光蛋,既沒有父親在朝廷做官,也沒有裙帶關系,就靠自己白手起家,創造巨額財富成為亞洲首富。香港老百姓是很佩服他,很尊重他的。

我想內地很多很好的企業家,比如馬云或者馬化騰,中國老百姓基本上還是認可的。我們現在也是以他們為楷模,因為他們也是靠聰明才智,靠創業,敢擔風險,創造了很大的企業,很多的財富。如果說中國老百姓都痛恨馬云的話我就會很吃驚,當然不是因為我崇拜他,而是我相信應該沒有一個心理健全的人去恨他,我相信不會。

為什么會有“仇富”心理呢?就是人們覺得有些人的財富獲得不是靠他的聰明才智,不是靠他的勤勞,而是通過不公平的手段,靠利用某種關系和權力,通過尋租來得到的。“仇官”也是因為他們非常的跋扈,濫用權力,利用手中權力給自己謀得很多私利,那老百姓當然覺得不公平,他們會很“仇官”,我覺得這兩個是同一個現象。

摘自《改革是最大政策》(吳敬璉、張維迎、胡祖六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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